全球價值鏈是跨國企業自身職能外包和離岸發包的結果，并在過去30年里給全球經濟帶來深刻變革，跨國企業通過離岸服務外包等形式不斷在世界范圍內實施采購、生產、銷售和服務。近年來，全球價值鏈合作不斷遭到日益蔓延發酵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破壞，受到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各種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的涌現疊加數字化引發跨國投資輕資產化趨勢等因素的影響，全球價值鏈處于重構中。服務外包作為參與跨國企業全球生產協同活動鏈條中的一環，也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全球價值鏈重構的背景下，要使服務外包真正成為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推動力量，那么探討提升其全球價值鏈定位就十分必要。

面臨全新機遇挑戰

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動能不足以及相關地區的經濟走勢給我國離岸服務外包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先后兩次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值，認為經濟增長整體面臨下行壓力。對于我國服務外包主要來源地的歐美和日本近兩年的經濟表現，IMF預計美國增長率將持續下降，歐元區將難保2018年水平，日本增長率在2020年將減少0.6個百分點。對于與中國同為國際服務外包接包國家的印度、墨西哥、巴西等發展中國家，IMF預計，近兩年這些國家經濟整體多保持穩定或增長態勢。

我國離岸服務外包發展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移民危機、恐怖襲擊、地緣爭端等傳統國際熱點問題依然存在，各國政策內顧傾向明顯，大國間博弈競爭加劇，世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破壞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著更多的投資和貿易壁壘。2017年以來，美、英、法、德、意、日等發達國家對技術領域的貿易投資實施更趨嚴格的監管和限制，比如美國推出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核現代化法案（FIRRMA）；意大利擴大了政府對非歐盟企業在高技術領域收購的否決權限；英國通過發布《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投資審查》建立更為嚴苛的投資審核。國際智庫機構Rhodium集團2019年1月中旬發布的《2018年中國對美投資報告》顯示，美國更為嚴格的投資審查以及美中關系的惡化等因素使得2018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大幅下滑84%，呈現近7年的最低水平，中國高技術領域對美投資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礙。

從中國國內來看，2018年中國經濟穩中有進，政府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改善營商環境，跨國企業在華直接投資再創新高，為我國在岸服務外包發展帶來更多發包主體資源。商務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同比增長69.8%，吸引外資達到歷史最高點。中國政府在金融和汽車等領域推出的多項開放政策正在產生效應，更多這些領域的國際巨頭進入中國市場，將有力推動金融服務外包、智能制造服務、研發設計、IT支持服務、嵌入式開放等服務外包的發展。

服務經濟時代，中高端生產型服務需求的激增為我國在岸服務外包發展創造了更多的需求。服務已然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制造業升級過程中對高端生產性服務的需求大幅增長，為我國在岸服務外包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需求資源，國內服務大市場支撐服務出口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在岸服務外包將推進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商務部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我國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高端服務出口同比增長超過20%，帶動我國服務出口快速增長。

提升全球價值鏈定位

首先，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打破了經濟社會原有的平衡，服務在數字化社會中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服務外包企業多為科技企業，其發展高度依賴全球創新生態和全球供應鏈。伴隨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低附加值服務外包業務從長遠看將難以為繼。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新技術新業態更新之快、范圍之廣、影響之深、系統之復雜，都給我國服務外包帶來新的機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服務外包亟需緊跟并駕馭新技術，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避免被“淘汰出局”，同時助力國內調結構、擴開放，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其次，服務外包國際市場競爭更趨激烈，我國服務外包面臨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雙重挑戰，亟需提升國際綜合競爭力。服務外包的科技特質和綠色特性使得其成為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提升國際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各國不遺余力通過服務外包切入全球價值鏈，或在價值鏈重構中占據更優、更有利的位置。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愛爾蘭、波蘭、羅馬尼亞、巴西、墨西哥等國或加快鞏固其服務外包先發優勢，或發揮其跨國企業優勢，或通過創新政策激勵支持，或利用歐美的近岸地理和語言文化優勢加快在日趨激烈的服務外包國際市場中搶占有利位置。美國跨國企業的中高層中印度裔人士比比皆是，哈佛商學院院長，微軟、百事、Adobe等知名跨國企業CEO均來自印度，與發包機構決策層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使得印度在承接美國大企業服務外包業務中更具優勢。拉美與歐盟開始建設跨大西洋洲際數據高速公路，待2020年投入使用后將極大促進巴西等拉美國家與歐盟間的云計算、遠程醫療、研發等高端服務外包業態合作。

與此同時，一些價值含量較高的服務外包形態具有明顯的“北北合作”模式，發達國家間互包現象十分普遍，美國IBM、法國源訊（Atos Origin）和Capgemni等都是源自發達經濟體的典型的技術服務企業。歐盟2017年最大服務出口目的地和服務進口來源地均為美國，歐盟服務出口中有26%面向美國，研發和專業技術服務等其他商業服務、信息通信技術服務、金融服務、知識產權使用費等高端服務外包合計占歐盟當年服務出口的57%。

宏觀微觀全面施策

政府層面，應該積極營造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優化產業發展環境，吸引知名跨國發包企業入駐，為我國發展高端金融服務外包、高附加值研發設計服務等創造更多發包主體和需求的機遇。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合理各項要素成本等，持續提升營商環境。在金融大開放背景下，鼓勵價值鏈高端的跨國企業和國際金融機構來華投資布局，并與國內服務外包企業開展合作。

企業層面，有實力的服務外包企業應貼近最終市場用戶，縮短價值鏈環節，防范風險，擇機擇地開展服務外包國際投資貿易合作。服務外包企業在發包方所在地區建立銷售前端、技術前端或交付中心，有助于增進合作信任，掌握最新技術，更好地服務用戶，擴充服務范圍，縮短價值鏈條。當前多國政策內顧傾向明顯，不斷發酵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引發貿易爭端不斷加劇，以科技型企業為主體的我國服務外包企業在開展國際貿易投資合作中面臨前所未有的壁壘。服務外包企業應積極關注政府主管部門發布的海外風險警示和防范指南，了解國際形勢發展，把握合作目標市場的貿易投資政策走向，積極防范化解潛在風險。

服務外包企業應結合《國家服務外包重點領域指導目錄》，發揮各自競爭優勢，明確提升服務價值服務能級的戰略和戰術。人工智能、5G、物聯網、區塊鏈、無人駕駛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在重構價值鏈的同時，對我國服務外包發展利弊并存，服務外包企業應積極創新、提高內生動力，助力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